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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能哲學是信息哲學不成熟的范式 紀德(Andre Gide)曾寫道，發現新大陸要以很長時間見不到海岸為代價。為了尋找新大陸，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哲學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學的計算機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這部著作中，他的猜測有以下兩點： 1、 數年內倘若還有哲學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進展，那么他們因其不稱職而受到指責，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學、認識論、美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倫理學、形而上學和哲學其他主要領域中從事教學工作而不討論人工智能的相關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學學位的課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學那樣不負責任。  然而，他的預測結果并不精確而且過于樂觀，但卻遠非沒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軍奮戰。其他研究者曾正確地察覺到，由信息與計算科學(ICS)和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引起的實踐與概念的轉換，正導致一場大變革，這場變革不僅發生在科學，而且也發生在哲學領域。這便是所謂的“計算機革命”或“信息轉向”。然而，與斯洛曼一樣，他們似乎也被這場變革的特殊性質所誤導，而且他們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學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難。圖靈(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開始發表他的那些開創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論、信息論、人工智能、系統論、計算科學、復雜性理論以及信息與通信技術，還是相繼吸引了一些來自哲學界的重要注意力(盡管它們是間歇性的)，尤其是關系到人工智能哲學更是如此。因此，它們為哲學中一個獨立探索的領域和計算機的與信息的理論方法奠定了基礎。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們卻未能提出一種成熟的，具有創新意義和影響力的研究綱領，更不用說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樣的研究者所預見的重大的革命性變革了。從后見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見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視為一種激動人心的新的研究領域，以及它如何成為解決傳統哲學問題的一種根本性的創新方法。 自從圖靈那篇具有影響力的文章“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領域的問世以來，在計算科學家當中，人們對心智理論概括具有相當大的興趣。與此同時，在哲學家之中也有一種與日俱增的意識，計算機的出現已經(通過提出新的需要考慮的理論立場，至少是反駁的立場)決定性地改變了哲學的論辯。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馬，把一種更具包容性的計算機的與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學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學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視為跨學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學的(interdisciplinary)；無論這么說，哲學界和科學界對其發展尚未做好準備；而文化和社會背景也同樣沒有準備妥當。因此每種因素都需要簡述一下。 與其他智力事業一樣，信息哲學與三種領域相關：話題(事實、數據、問題、現象、觀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論(假說，解釋等)。一個學科若想在上述一個領域以上同時進行創新，則屬不成熟，因為這樣做便使之與一般領域的常規和連續演化的線索突然斷離。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兩點預測便可證明，這一問題恰恰發生在信息哲學作為人工智能哲學的早期形態。 信息哲學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學性進一步阻礙了人們對其意義的及時承認的前景。即便是現在，許多哲學家仍滿足于考慮信息哲學所討論的話題，僅僅是值得引起英語系、大眾傳媒系、文化研究系、計算科學系或社會學系(就舉這幾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學需要習慣于就跨越文化與科學邊界的問題進行對話的哲學家，而尋找這類哲學家并不容易。常常是這樣，人人都關心的恰恰是無人問津的行業，直到信息社會的最近發展之前，信息哲學被視為處于多個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術事宜的，也有理論問題的，還有應用問題的以及屬于任何人自己專業領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學被認為是跨學科的，就像控制論或符號學那樣，而非交叉科學的，像生物化學或認知科學。我們以后還要回到這個話題。 即便信息哲學不是那樣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謂的跨學科性，哲學界和科學界基本尚未對其重要意義做好評價的準備。尤其在語言哲學(邏輯實證論者、分析哲學家、常識哲學家、后現代主義者、解構主義者、解釋學家、實用主義者)中，有各種各樣的強研究綱領，它們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數的智力和財力資源，另一方面則保持一種相當具有剛性的議事日程并幾乎不去促進可供選擇的范式演變。主流哲學不可能不是保守的，這不僅是因為價值和標準在哲學中通常要比在科學中更不穩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對其構成挑戰也就愈發困難，而且是因為(正如我們在第四節將更詳細討論的那樣)取得文化上占強勢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犧牲創新性或非常規方法為代價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農(Shannon)、司馬賀(Simon)、圖靈、馮·諾依曼(Von Neumann)或維納(Wiener)這樣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遺棄在傳統教規的邊緣。不得不承認，計算機轉向對科學的影響來得更迅速。這便解釋了為什么有些具有哲學頭腦的科學家均是首批察覺到新范式涌現的人。盡管如此，斯洛曼的“計算機革命”還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為一種跨越各門科學和社會背景的更為廣泛和普及的現象，只有這樣才能為信息哲學的演變創造出正確的環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計算機的歲月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現在已經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涉及創造、動力學、管理以及信息和計算機資源利用諸問題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盡管如此，先進社會和西方文化還是要經歷一場數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識到新范式的根本新穎性所在。信息社會迎來了歷史上最快的技術增長。此前沒有任何一代人曾經曝露在如此異乎尋常的技術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現實性便是相應的社會變革和倫理責任。全方位滲透、靈活性以及強大的力量已經使信息與通信技術上升到具有時代特征技術的地位，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修辭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計算機將其自身呈現為一種在文化上得到定義的技術，并且成為新千年的一種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響遠遠超出中世紀的磨房、17世紀的機械鐘表以及工業革命時期的織布機和蒸氣機。在主導科學和社會生活及其未來的所有因素中，信息與計算科學和信息與通信技術是當下最具戰略意義的因素。毫不夸張地說，最發達的后工業社會是靠信息過活的，而信息與計算科學和信息與通信技術便是使之不斷增氧的機器。然而，所有這些深奧的和非常有意義的轉變在20年前幾乎還看不到苗頭，那時大多數哲學系會認為信息哲學所談論的話題對研究生而言是不恰當的專業領域。  由于過于超前，而且其創新對大多數職業哲學家過于大膽，所以信息哲學只有在兩個可供選擇的領域之間搖擺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許多有意義但又有限的研究專業如人工智能哲學和計算機倫理學——常常與其知識背景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則作為方法論被其他領域所吸收，后來人們意識到信息哲學是一種計算機的和信息的理論方法，它不同于諸如認識論、邏輯學、存在論、語言哲學、科學哲學或心智哲學等傳統話題。這兩方面的趨勢為促使信息哲學涌現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做出了進一步的貢獻。 3、信息哲學涌現的歷史背景 人們常說，思想是“縹緲”的。這句成語的真正含義大概是這樣的，在任何學科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銳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這個階段之前，哪怕是思維最敏銳的人也察覺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過得挺艱難。如若沒人追隨，他們就不會發現新大陸，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們不過是走丟了。第三次與計算機相關的革命(因特網)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計算機修養的學生、教師和研究者，社會組織實實在在的變化，文化和知識界的根本變革以及哲學圈各個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機，所有這些因素均呼喚著新范式的涌現。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學終于開始得到承認，認為它是哲學研究的基本創新的領域，并非一場不成熟的革命。也許有必要回想幾個重要的歷史時刻。1982年，《時代雜志》(Time Magazine)將個人計算機評為“年度人物”。1985年，美國哲學會(APA)創立了哲學與計算機委員會(PAC)。同年，拜納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學》(Metaphilosophy)的主編——出版了題為《計算機與倫理學》(Computers and Ethics)的專號(Bynum 1985)，這期雜志“迅速成為在該雜志歷史上賣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見Bynum 1998)。首次由計算與哲學(CAP)協會出資贊助的年會于1986年在克利夫蘭州立大學召開。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邏輯軟件的技術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CAP年會的主題已涵蓋計算與哲學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學成為東道主(自CAP網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學界已經完全意識到信息哲學所探討的問題的重要意義，同時也確認其方法論和理論的價值。信息哲學不再被視為怪誕、難解、跨學科或與哲學不相關的了。像算法、自動控制、信息、反饋或符號表象等概念或過程；像人機互動(HCI)、計算機為中介的通信(CMC)、計算機犯罪、電子社區或數字藝術等現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論這樣的學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質、虛擬環境中個人身份的定義以及虛擬實在的本質等問題；像由圖靈機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經網絡以及人工生命系統等……這些僅僅是在日益增長的話題中任選出的幾個例子，這些話題越來越被視為新的、具有緊迫意義的和學術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計算機的概念、方法、技術和理論已經成為強大的“解釋學裝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隱喻，通過它便可解釋世界。它們已經形成一種元科學(metadisciplinary)，具有統一的語言，這種語言已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所有學術領域暢通無阻。  1998年，《數字鳳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這部文集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幅標題《計算機如何改變哲學》(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納姆和摩爾(James H. Moor)承認，信息哲學的涌現是哲學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學領域不時會發生一些大的運動。這些運動始于若干簡單但卻非常豐富的思想——這些思想為哲學家提供了審視哲學問題的新透鏡。漸漸地，哲學方法和問題得到了提煉并根據這些新觀念獲得理解。隨著新穎而有意義的哲學成果的獲得，運動發展成一股蔓延至整個學科的知識浪潮。一個新的哲學范式涌現了[……]計算機的計算便為哲學提供了這么一套簡單而又令人難以置信的豐富觀念——新穎而又演變著的為哲學探究所準備的主題、方法和模式。計算為傳統的哲學活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計算正在改變著哲學家理解那些哲學基礎和概念的方式。哲學探究中的這股思潮吸收了根據計算的主題、方法或模式，正穩定地邁向前方。  從教科書設定的距離上看，哲學是一個充滿無休止的責難和各種異乎尋常主張的學科，就好像處于長期危機狀態似的，這對學生是個打擊。表象永遠是這樣，事實上，責難在思想強有力的動力中展開，主張則要求必要的深度，恰當的辯護水準以及它們全部的意義，而所謂的危機證明是在創新與正統哲學之間的一種頗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證。由拜納姆和摩爾所強調的這種反思的辨證，在把信息哲學建設成一種成熟的哲學研究領域的過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們已經看到歷史的一面。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釋的。  4、反思的辨證與信息哲學的涌現 要想達到涌現和繁榮的目的，思想需要通過不斷地賦予數據以意義來使它所處的環境有意義。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對原始語義空虛恐懼(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動：無意義(用非存在論者的話便是“尚未有意義”)的混沌威脅著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視為虛無的異化的他者的深淵，而這種原初的湮滅恐懼則迫使自我不斷將任何語義為空的空間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攏起來的任何意義，其成功程度與背景約束，數據以及文化發展所允許的一樣。這種存在的語義化過程，或者說自我對非我(non-Self，用費希特的話)的反動，存在于事實敘事(個人認同、日常經驗、社區特質、家庭價值、科學理論、常識信念等)的傳承和進一步的闡述，維系以及提煉之中，這些東西在邏輯上和背景上(有時完全)受限于各種數據，同時也受到各種數據的挑戰，所以它們需要適應這種狀況并得到解釋。歷史地看，這一過程的演變在觀念上導向一種日益變化的、更加豐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構。從語義學的角度看，它是四種概念擠壓的結果： 1、敘事的元語義化(metasemanticisation)。對新的個體自我(他同樣也需要相應的敘事)被外化為實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動的結果，現在認為是自我被迫語義化的進一步的數據。反映轉向反思并意識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釋和有意義的實在的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設計的概念敘事的過程。有意義的經驗世界從一個私人的、主體內的和人類中心論的建構轉移到一個越來越是主體間的和去人類中心論的實在。話語團體通過維系、改善和傳播一種語言(孩子學習語言就像遇難者拼命抓住一塊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樣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內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義所需的寶貴的語義資源。敘事因此變得愈來愈友善，這是因為與其他非挑戰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慮距一個自我的距離并不遠，因為友善的敘事也是從某個未知的神靈那里繼承下來的。作為特殊敘事的生產消費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間或時間，社區的成員由一組明顯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間的人員組成，事實上，他們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選擇居住的語義空間定義。全球化的現象更是一種消除舊有界限和創造新邊界的現象，因此是一種文化去界限化的現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滿監視和刀劍、石頭和樹木、汽車和雨水以及作為社會認同(性別、工作、駕照和婚姻狀況)的我，但是這樣的物理世界正在經歷一場虛擬化和疏遠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戲劇性的經驗或最動人的情感——從愛情到戰爭、從死亡到性——均可以裝入虛擬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獲得了信息的光環。藝術、商品、娛樂、新聞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鏡后面，被人體驗。在虛擬框架的另一方面，物體與個體完全是可以替換的并常常成為絕對無法區別的理想類型的標記：手表實際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標名)，一支鋼筆只有是名牌時才夠得上禮品，一處地點被視為度假地，一間廟宇變成歷史遺址，某人是警官，而一個朋友可以僅僅是存儲在微機上的聲音。個體實體被當成可以任意處理的特例。此處和當下的含義被改變了、擴展了。通過快速的多任務運行，個體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體會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們沒有必要融合。過去、現在、未來根據當下的時間被重塑為離散和多變的間隔。當前各種事件的各種投射和難以分辨的重復將其自身擴展到未來；未來事件在可以?  4、心靈設計和寄居的概念環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體化)。敘事(包括價值、思想、時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優勢的宏大敘事的我)能夠被塑造和外化為“語義客體”(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實體”(information entity)，現在距離交互中的自我們愈來愈近，它們無聲息地要求一種存在論的身份，可以與諸如衣服、汽車和房子那樣的尋常物件相比較。通過去物理化的性質和具體化的敘事，物理的與文化的在虛擬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據這種辨證，信息社會可被視為最近的——盡管不是最后的——更為廣泛的語義過程的階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會越來越大，該環境如若不是越來越多的人趨之若鶩的環境的話。作為人類行為結果的歷史與文化，因此也就是時間，被推向前臺，同時自然，即物理空間，則被推向沒有人情味的后臺。在它演化的進路中，語義化的過程逐漸形成建構的實在概念化，其結果便是確立時間性的世界觀，然后生成一種保守的閉環——正統哲學。  正統哲學被理解為一種知識類型學而不是一種學術范疇，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對創新普遍的抵制時，就是概念體系與生俱來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學(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會語言學家稱之為墮落的哲學家團體或小集團的內部“話語”。這種哲學將其自身展現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執地依附于某種話語(教義、方法、價值、觀點、作者的教誨、立場、理論或對問題的選擇等)，這種話語由某一特定的集團(哲學家、學派、運動、思潮)所設定，它以犧牲其他選擇為代價，這些選擇被作為異類而遭到忽視和反對。它盡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觀地確立一種哲學概念和語匯的工具箱，使之適合于它的話語的標準(它特殊的主義)和該團體的研究日程。如此一來，正統哲學則偏愛哲學的職業化：學究厭惡業余的想法，他們熱衷于成為職業人士。他們把自己稱為帶后綴-an的“學者”，并將-an這個后綴置于其他哲學家的姓氏之后，不論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還是Fregeans。某個被神秘化的創始人的追隨者、注視者和模仿者，這些正統學者手中現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問題要多，因此他們逐漸地將某些教義應用到解決內部的難? �将曾�  不應將上述話題與諸如哲學是否迷失方向之類的幼稚的問題混淆起來，因此應該重新振作并與人們進行接觸。人們可能會對哲學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學家能夠想象他們可以忘情其中。正統哲學如果得以適當的平凡化，還是能夠走進大眾的——“平凡” 畢竟會提醒人們對職業的熱愛——而創新的哲學能夠容忍晦澀。也許一個隱喻會有助于澄清這一點。概念領域就像礦山。有的礦山太大了，值得開采的內容太豐富，以至幾代哲學家都樂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礦山也許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論就會使之得到進一步和更深層次的開掘，或導致發現一些問題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視的思想。正統哲學家就像在一座幾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遺棄的礦山采掘的可憐礦工。他們屬于遲到的一代，他們所受的專業訓練只允許他們在一個狹窄的領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領域內他們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工作努力但所獲甚微，他們越是向貧瘠的研究投資，越是頑固地將自己埋在自己礦山之中，拒絕離開轉向新的采掘地。悲慘的是，只有時間能夠判定這座礦山是否真的開采殆盡。正統哲學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譴責。 創新總是可能的，但從歷史的角度看，正統哲學是必然的。存在語義化的任何階段一開始如果不是破壞性的必定是創新性的，其目的是確立一種特殊的主導范式，因此勢必走向不變而且愈來愈具剛性，進一步還要使這種態勢得到強化，最終它會面臨一場具備替代性的概念創新的挑戰，它無法處理由它幫助確立的但卻日益變化的知識環境。在這種意義下，每個知識運動均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條件。概念轉換不應太徹底，以避免不成熟。我們已經見到過舊有的范式受到挑戰和最終被進一步的創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當新范式足夠強健，被承認是對存在語義化中先前階段的一個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選擇，這種情況才會發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轉移的開始闡釋過這一辨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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